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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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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19件国宝 [复制链接]

荆楚“国宝”面世始末--稀世巨宝编钟出土内情
culture.cnhubei.com 文化湖北    2-7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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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编钟在中室出水时的雄姿。 ▲国宝5:编钟局部(南架内面) ▲国宝6:曾侯乙编磬架全貌。

▲国宝7:我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青铜尊盘。
▲国宝8:宴会所用的200多公斤的大酒壶“联禁铜壶”。 ▲国宝9:被称为古代绿色“冰箱”的冰鉴揭盖后的情况。 (图为资料图片,5件国宝均为曾侯乙墓出土。)     专家乐得手舞足蹈     在发掘曾侯乙墓时,在其墓内东室喜讯频出,作为宴乐场所的中室则一直没有曝出惊人消息。     当中室水位下降的时候,盗洞渗漏下去的淤泥把一坑积水搅得浑浊不清,能见度很差,给中室的清理小组带来不快。     “水已降20厘米了!30厘米了!怎么还不见精彩的东西露头呢?”一名小伙子急了,“换个大的水泵来抽水吧!”     “不行!最先出水冒尖的圆柱不是倾倒了吗?你们要严密监视,耐心等待!惊人的发现,肯定就在你们这里。”谭维四不同意加快抽水。     1978年5月22日午夜11时许,水位下降到距椁墙顶40厘米深的时候,靠西壁不远,与之平行的长约两米的两个木架,一南一北隐约可见,不一会儿,靠南壁同样一个木架也隐约显现出来。     小潜水泵还在不停地运转,水位还在徐徐下降,照相师、电影摄影师、电视录像师也来了,发掘队员们不约而同地往这里集中,谁都想享受一睹重大发现的欢乐。     一名小伙子等不及了,自告奋勇地爬上跳板,趴在安全架木板上,伸出手,顺着横梁往下摸。“队长,好像是个大东西,对,就是一个大东西。”小伙子喊道。     其他的队员一听激动了,也俯身下去探摸。     “小心!轻一点,慢一点,绊倒了,弄坏了,找你们算账!”谭维四在一旁提醒。     已是23日凌晨,东方地平线上慢慢现出了鱼肚白,水位下降到了深60厘米处,先入水动手的一个小伙子嚷开了:“是编钟!我摸到一排编钟啦!”     在他兴奋的喊叫声中,人们狂喜万分。在场的考古专家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他们知道,在这么高的位置出现成组编钟,再往下走肯定还有“大家伙”。有人转动了聚光工作灯,扭开的强光电灯,集中照向了喊叫处,“不错,是编钟,青铜钮钟3组,好极了!”负责记录工地日记的刘炳赶忙看了看手表,在工作日志上记下:5月23日清晨5点过5分,中室,发现青铜编钟。     天大亮了,红霞挂满东方,发掘队员们个个红光满面。     至5月24日午夜,一套达65件的青铜编钟基本上全部露出,整个工地人声鼎沸,一片欢腾。     6月15日上午,经过长达20天的保护准备工作后,在地下尽忠职守达两千余年,仍巍然不动的三位身佩宝剑的“武士”被请上岸来。至此,沉睡地下2400多年的全套编钟,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间。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乐坛。     六七月的湖北,正处在高温季节,日平均气温在36摄氏度以上。6月28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学家李纯一、黄翔鹏、王湘等人应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之约,到达随县,考察编钟等出土的古乐器。他们对全套编钟逐个进行测音。当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5个八度,只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时,三位专家一时兴奋得手舞足蹈。     墓室积水吓退盗墓贼     狂喜之余,人们谁也没有想到,最早出现在墓室水面上的那根木柱,竟让此次发掘留下了一个千古遗憾。     原来,这根木柱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乐器“建鼓”的支柱,木柱贯穿鼓身垂直于地面,因此人们看到水面上的木柱时,建鼓已在水中泡了两千多年,随着积水逐渐抽去,巨大的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受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鼓身的重量而折断、倒地。这个极具考古价值的场景,被当时考古发掘摄制组的“编外组员”、随州市群艺馆摄影师余义明无意中拍摄下来,一直珍藏至今。     建鼓直到这时才倒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曾侯乙墓所处地层位于地下水水平面之下,埋藏后不久,地下水就已经渗入,千百年来保持了古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由于墓室内积水的形成是在盗洞被挖之前,盗墓贼当年无法进入墓室盗走文物。     说起墓室积水,不仅挡住了盗墓者,而且还从另一方面保护了墓中的大部分文物。历经2400多年,总重达2567公斤的65个大小编钟,除少数几件因积水、震动掉落地面,其余全部整齐地挂在木质的钟架上,这不能不算是个奇迹。     十三乐女成陪葬     随着中室清理工作的完成,考古工作人员还在编钟附近发现了一大批乐器,有编磬、建鼓、瑟、笙、箫等,数量众多,具备了一个大型乐队所用的乐器。     与此同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冷冷清清,鸦雀无声”的西室出土了13具陪葬人骨。经过医学解剖及古人类学家的鉴定,全为女性,其年龄约在13岁至24岁之间。她们的骨骼基本齐全,未见刀砍斧伤痕迹。她们是什么人,是怎样被埋葬的呢?     “西室位于中室之旁,有门洞与中室相通,而中室是墓主人钟鸣鼎食、宴飨作乐之处,由此推测,这里陪葬的13名女子很有可能就是乐女,而殉葬的方式,采取的可能就是‘赐死’,即由王室赐给每人一条丝绸带,自缢身亡后被装殓入棺。”谭维四推测说:“在编钟上,曾侯乙没有将其文治武功铸刻其上,而是铸刻乐理乐律,可见曾侯乙对音乐的挚爱,甚至可以大胆地认定,他就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随乐器出土的是三样国宝级的青铜器:联禁铜壶、青铜冰鉴和尊盘。     与编钟正面相对应,一对联禁铜壶、两件青铜冰鉴和尊盘并排陈放。耳杯、铜杯环绕其旁,这些高贵的酒器与食具,无疑说明墓主人生前曾正襟危坐,宴飨作乐以迎贵宾。     随县人挥泪别编钟     6月28日,曾侯乙墓发掘工作全部完成。至此,此次特大发现共出土包括编钟在内的国宝级文物9件,以及千余件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物。但当年编钟从随县运抵武汉,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史。     曾侯乙墓考古的重大发现,轰动全国。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专门赶赴现场视察。根据国家文物法规,王老就文物的保管提议:“要赶快做木箱,放在一起集中保存。”这意味着编钟等所有文物将运往武汉。     “编钟出于随县大地!理当留在随县!”这是当时不少随县人的朴素想法。然而,当时随县没有博物馆,无法保存这批珍贵文物,也无科技力量进行研究。后来省委电令随县县委协助考古队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由省博物馆集中保存。     此间,谭维四曾与考古现场的“大管家”、时任随县文教局副局长的周永清就编钟去留问题进行过交流。省委指令下达后,周永清表示:“作为随县人,我对编钟有着独特的感情。作为党员,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并亲赴大洪山为文物出运武汉准备包装木材。在100多天的考古发掘中,随县人心地高洁,功不可没。     编钟启运之日,细雨霏霏。数千人伫立随县街头目送车队缓缓驶去。有人泪洒衣襟,这表达了随县人民对编钟的感情,也昭示着当地干部群众对编钟的责任。     百万巨资复制编钟     曾侯乙编钟出土后,湖北省的音乐工作者成功地用它进行了《东方红》、《楚商》、《国际歌》、《欢乐颂》等古今中外名曲的演奏。举世皆惊:2400多年前的乐音如今却发出时代新声,中华民族创造的古代文明具有何等不朽的神奇魅力!     编钟是“国宝”,“国宝”当然不能随便敲击。自1979年5月开始,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湖北省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7家单位联合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厂研究组,经过多年反复试验、试制,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地复制出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当年研究及复制所耗资金达百万之巨。     1989年,第二套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制成后回到了“家乡”随县;此外,有关单位根据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经验,还制作了大量仿制品。     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科研人员成功复制其中的编钟、编磬等文物,在省博演奏厅每天多场次演奏,接待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希思、德国前总理科尔等多个国家的首脑。     1997年香港回归时,一曲由曾侯乙编钟(复制件)演奏的交响曲《交响1997:天·地·人》响彻世界。     1992年,编钟(复制件)赴日演出;1998年再次应邀至东京展演,东京一时为之万人空巷。     1995年4月,编钟(复制件)参加“欧洲文化城”盛会,随后在卢森堡、德国、英国等刮起“中国编钟风潮”。     1999年8月,编钟(复制件)参加巴黎中国文化周的活动,短短12天即在法国掀起了“中国编钟旋风”。     2001年2月,刚刚结束在美国华盛顿为期半年展演的编钟(复制件)再赴巴黎,法国总统希拉克赞不绝口:“这是绝对的杰作。”“这是人类的奇迹。”     ……     27年弹指一挥间,编钟的身上映射出中国国运的沧桑巨变。编钟,是我们的先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的辉煌一页。一个复兴的中华民族,也必将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小资料     荆楚“国宝”知多少
    根据我国有关法规,在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中,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代表性文物为一级文物;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为二级文物;有一定价值的文物为三级文物。1994年进行全国文物一级品鉴定时,为了与国际接轨,有关部门又将一级文物分为三等,即“国宝”、“一级”、“一乙级”。湖北省有文物藏品六十一万五千余件,属于国宝级文物的有19件,其中16件藏于省博物馆,3件藏于荆州市博物馆。
    来源:楚天金报

    来源: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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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8 18:03:32|显示全部楼层
荆楚“国宝”面世始末--“天下第一剑”霸气震天下


    1965年12月,考古队在发掘江陵望山的一座楚国贵族墓时,发现了一柄寒光闪闪、刃薄锋利的宝剑。这柄被称为“天下第一剑”的青铜剑,是怎样出土的?越王剑缘何出自楚墓中?为何至今仍锋利无比……

    神剑醒来,一觉睡了2400年

    40年前的10月初,湖北江陵(现荆州区)望山村。

    因连续两年发生干旱,当地农民遭遇“水荒”。政府决定从荆门漳河修一条水渠,引水灌溉现在的川店、马山、八岭山等乡镇的部分农田。

    江陵地区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战国时,这里曾是楚国都郢的所在地。按照规定,文物部门对水渠工程经过地进行了初步勘探。

    家住川店镇望山村三组的邵天万老人,向记者回忆当年勘探“望山一号墓”时的情景时仍很激动:“土的颜色出现了黄、紫、褐的混合色,这可能是书上说的‘五花土’。”

    时任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教授很快赶到现场。结论很快出来:在这一带,有大中型墓葬25座,小型墓葬至少有30座。

    2400多年前的秘密就这样被揭开了。

    10月中旬,发掘工作开始。考古队将在两个月后打开战国时代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这可是一个轰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

    发掘工作分阶段进行:先集中主要力量发掘规模较大的望山1、2号墓;后完成望山3、4号墓地的发掘。

    年末的江陵,雪雨纷飞。荆州以北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墓坑积水较多,土质情况不良,坑壁极易崩塌。

    住在古墓附近的刘吉发老人回忆:“当时,文物工作队的人就住在我们农户家,‘望山一号墓’是当时发掘中最大的一座墓。”

    12月初,望山1号墓已挖至地下6米多深。打开主棺,墓主左侧一个黑色剑椟呈现在人们眼前。

    “里面有一把剑!”考古队员报告说。拔剑出鞘,寒光逼目,而且毫无锈蚀,刃薄锋利。谭维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试其锋芒,稍一用力,便将21层白纸划破。

    谭维四意识到:这柄2400多年前的青铜剑必将震撼世界。

    专家论战,公认剑主是勾践

    此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身饰满黑色菱形暗纹,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圈。

    其工艺之精良,并非当时楚国铸造技术所能成就。那么,这把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剑到底系何人所持有?

     破译密码的钥匙很快找到了,在剑身的一面近格处,两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文”,是篆书的变体,释读颇难。考古工作者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6个字为“越王”、“自乍(作)用剑”。照此推理,此剑必为越王所有,但它带给人们的谜团似乎越来越大。

    春秋时越国自允常于公元前510年称王起,经勾践、鹿郢、不寿、朱勾至无疆于公元前334年被楚所灭止,先后有9位越王,此剑又是哪一位越王所“自作”呢?越王的剑何以出现在楚国的疆域上?

     于是,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以书信往来为主要方式的、轰动一时的学术讨论。讨论是由主持此次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猷教授发起的,参加者有郭沫若、于省吾、容庚、夏鼐、陈梦家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论战最终出现了突破。

     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唐兰作出的判断是:越王之名应为勾践。经过两个多月的书信交流、切磋研讨,学者们的意向趋于一致,公认剑上的8字铭文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

     春秋时期名剑鉴赏家薛烛对越王勾践剑评论说:“手振拂,扬其华,淬如芙蓉始出……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一物”、“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其身价之重自不待言。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勾践剑剑身有着蛇鳞一样精美的菱形暗格,这种暗纹制作技术至今无法破译,怀疑是化学外镀技术,而化学外镀技术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难道我们当时的古人就掌握了?宝剑的尾部是圆锥体底座,座内内空,有极其规整的同心圆刻纹,是连现代的车床技术都无法实现的,春秋时代的先人能掌握此技术,不可思议。

     千古之谜,至今仍在求解中

     勾践——便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春秋晚期霸主,剑如其人,他的霸气曾威震天下。

     当时,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割据,征战频繁。公元前6世纪中叶,当中原各国正闹着内政变迁期间,南方的楚、吴、越之间则开始了激烈的征战,一度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吴国在今江苏南部,都城为吴(今江苏苏州);越国在今浙江北部,都城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南)。

    先是吴楚争霸,而与吴国相邻的越国也不甘寂寞,乘吴忙于攻楚之际,经常袭击吴国。公元前496年,吴越开战,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死。3年后,夫差为报父仇,带兵攻打越国,一举攻下越国的都城会稽,迫使越王勾践投降。夫差把勾践夫妇押至吴国,关在阖闾墓旁的石屋里,为他的父亲看墓和养马。

    勾践忍受了许多折磨和屈辱,才被吴王夫差释放回国。他一心想报仇雪恨,带头日夜苦干,重新积聚力量。为了激励自己,他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定了两条措施。一是“卧薪”,晚上睡觉时不用垫褥,就躺在柴铺上,提醒自己,国耻未报,不能贪图舒服;二是“尝胆”,在起居的地方挂着一个苦胆,出入和睡觉前,都拿到嘴里尝一尝,提醒自己不能忘记会稽被俘的痛苦和耻辱。脍炙人口的成语“卧薪尝胆”说的就是他败而不馁、励精图治的故事。

    而越国身后还有楚国提供军事技术,向其出售先进的“核武器”———弩机。楚人以前被吴王阖闾攻破,深恨吴人,于是怂恿越人攻吴。楚大夫申包胥甚至亲自跑到越国给越王勾践鼓气。越国人不再顾虑了,胆子和步子都大了,如火如荼的复仇行动在越国上下蓬蓬勃勃地展开。

    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上下一心,越国终于“翻身”。公元前473年,越国利用时机起兵灭吴,夫差自刎,越国也达到了它历史上最为鼎盛的阶段。

     有意思的是,作为勾践的“死对头”吴王夫差,竟也“出现”在了离勾践剑出土地仅两公里的江陵县马山五号墓里。1983年11月23日,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掘出了吴王夫差用过的一柄青铜矛。

    在省博物馆展览室,勾践剑对面四步远,陈列的便是这柄“吴王夫差自作用矛”,与越王勾践的“自作用剑”挤眉弄眼,面面相觑。这两柄来自远古的世界级兵器珍品,依稀照耀着当年的吴越勇士,在他们主人死后,平静地同室安息了。它们仿佛两把飞梭,编织着时光,飘摇而下,撞击着2400年后站在展览厅里的游客的目光。

    “一对仇敌所用兵器同时出现在楚国,我的判断是,当年勾践灭吴后,将夫差的矛作为战利品缴获。而后,楚国兴兵灭越,遂将勾践剑、夫差矛一并收至囊中。”谭维四对记者说,“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学术界至今未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赴日展出,周恩来亲自批准

    勾践剑历经千年,仍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1984年的一天,中国历史博物馆贵宾室里,聚集了文物考古和冶金方面的许多专家,他们正在看一个极有意义的实验:桌上平铺着十几层纸,有人取出勾践剑轻轻一划,那些纸立即被齐刷刷地割成两半。

   人们禁不住连声喊道:“真锋利!真锋利!”

    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两千多年仍寒气逼人?省考古所研究员后德俊认为,1号墓葬深埋地下,一椁两棺,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塞,人工淘洗过的白膏泥致密性更好。加上墓坑上部填土夯实,墓室成了一个密闭性极强的空间。此外,该墓曾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墓室内空气的含量更少,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这样的环境条件非常有利于勾践剑的保存。

    后德俊认为,越王勾践剑出土时并非完全没有生锈,只是锈蚀程度十分轻微,难以看出。40年后的今天,尽管妥善保管,该剑表面也不如出土时明亮了。

    勾践剑的出土震惊了世界。但为了保护这一珍贵文物,其公开展出的机会很有限。而每次展出,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

    1973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勾践剑赴日展出。展出首日,从开馆到闭馆仅两个小时,观众就达到2300余人,在日引起极大轰动;1984年,勾践剑与吴王夫差矛在香港展览,游客交口称赞;1999年,勾践剑经国务院批准,在新加坡展出,被海外媒体称为“中国重量级国宝”;1999年国庆期间,勾践剑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国文物事业50年成就展》上,为新中国的五十华诞增添光彩。节后,它回到了湖北省博物馆。

    彩漆木雕,勾画古代“动物园”

    在望山一号墓墓主的头部左侧,一件镶金嵌银的铁带钩也引起了考古队极大的关注。带钩是古人腰间革带的“皮带扣”,但令人惊奇的是,实用的带钩一般都出现在死者的腰部,这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先秦时代的一件错金银龙凤铁带钩,出现在死者头部,到底是实用的,还是仅仅作为墓主地位的标志所葬于墓中的呢?

    摸清墓主的身份,变得格外紧迫。

    从出土竹简的记载来看,“昭固”这一名字出现了14处,其中一处直接刻有“为昭固祷”。昭固为这座墓的墓主,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简文中还记载了墓主昭固祭祀楚简王、声王和悼王等先王,以及身为楚悼王曾孙的文字。这为昭固是楚国王族提供了佐证。

    至此,墓主的身份已是一目了然。生前昭固系楚王侍者,与楚王室关系十分密切,并随葬了越王勾践剑,他生前的地位也是较高的。这件铁带钩并非日常系束带之用的,它大而精,把它视为珍宝而放于墓主头侧,只是为了表现墓主人的高级身份。

    在随葬品中,还有一件雕有55个动物图案的彩漆木雕凤鹿座屏最显精美。

    座屏上置有一雕屏,由透雕与浮雕的动物组成连续性的图案,刻有凤、鸟、鹿各4只,蛙2只,小蛇15条,大蟒26条。55个动物穿插交错,相互争斗,巧夺天工。这件完美的工艺品充分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

    可惜的是,这个完整的座屏出土时,雕屏基本散架,如何立即恢复成了难题。赶到发掘现场的我国著名文保专家胡继高灵机一动,“就地取材”,从一名长发女孩头上取来几丝头发,用头发代丝线,最终将雕屏松散的部件一一扎牢整理好。这才使得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件完整的国宝。看到55个动物互相撕咬,当时就有人风趣地说,那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么?

    1966年1月中旬,望山墓的发掘工作结束。

    来源: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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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国宝”面世始末--农民水田捡到国宝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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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武汉市黄陂区的盘龙城早已名扬天下,其发现被公认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今天,当我们回忆盘龙城被发现的过程时,一个个细节仍显得那么扣人心弦……     洪魔作乱,惊醒“盘龙”千年梦     今年7月28日,位于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潘岗村的战国贵族古墓,经过10天的抢救性发掘,已出土大量两千多年前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具有极高考古研究价值的竹简。     但是,这一发现,与1954年的那场特大洪水过后在黄陂发掘的盘龙城相比,却逊色多了。“如果没有那一次特大洪水,或许盘龙城至今还湮没地底不为世人所知。”有“发现盘龙城第一人”之誉的原武汉市博物馆研究员蓝蔚如是说。     大汛后,各地四处取土筑堤时,发现了很多古墓葬,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称“文管会”)抓紧作了一次文物调查。蓝蔚当年28岁,任市文管会秘书。有一天,他在查找地图和翻阅文献资料时,找到了一张复制的地图。后来查明,这是一张1932年由湖北省陆地测量局实测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面标有“盘土城”城墙的标志符号。但是,此前考古界一直未找到城的准确位置,他决定去实地看看。     初冬的一个早晨,蓝蔚与同事游绍奇一道,骑车结伴前往黄陂盘龙城实地踏勘。两人北出岱家山,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野径难行,后经猎人指点,直到中午时分才辗转找到城址的方位。     蓝蔚和游绍奇找到盘龙城遗址后,开始进行步测城墙、绘制草图、拍照和文字记录等工作。凭着一定的专业眼光,他们初步判断遗址的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殷商时期(后证明是商代早期)。     当时,国内史学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商朝的政治版图和商文化的势力范围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如今,地处长江流域的武汉境内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即使发现者的联想能力再丰富,也很难将它和商代文明联系起来,遑论宣布它就是一座商城。可以想见,他们当时是何等的激动和兴奋!但是,他们还并未意识到,这个发现,改写了中国史学界此前关于“商文化不出黄河流域”的结论,对中国早期文明有着极重要认识价值的惊世发现,就是在这次踏访后开始“浮出水面”。     历史尘封了3000多年后,重新打开了记忆。     不解之谜,商王筑城为哪般     对盘龙城的发掘共进行过4次。     第一次发掘是在1963年6月,共清理发掘了商代墓葬5座以及一批建筑遗迹,出土青铜器、玉器数十件。     第二次发掘是在1974年春,地点是李家嘴1号墓。该墓一次出土成组的青铜器22件,成为当时已知我国商代前期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消息传至北京,引起全国考古界瞩目。“国宝”大玉戈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第三次发掘是在1974年秋,越来越多的宝贝再现于世,成果也更让人震惊:除了确定城址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外,还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清理了长江流域最大的奴隶殉墓葬,发掘了许多商代中小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玉器、陶器。     1976年,进行的第四次发掘完整地揭示了盘龙城宫殿建筑群,确认了“前朝后寝”式宫殿建筑群的格局,解剖了南城垣,清理了南城壕的一段,大致确认了盘龙城城垣的修筑、使用和废弃年代,获得了一大批实物资料。     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盘龙城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神秘奇妙的世界:过去数十年来,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不仅数量远远超过郑州商城,而且不少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盘龙城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片、100多件石器。除此之外,盘龙城还因发现了城垣、壕沟、宫殿、墓葬等大型建筑设施而闻名于世,特别是它“前朝后寝”的宫殿格局,奠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基石,一直影响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近三千年。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评选“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盘龙城入选。这意味着,它与安阳殷墟、临潼秦陵及兵马俑坑、新疆楼兰古城等重大考古发现拥有同等显赫的地位。     盘龙城遗址的年代一经确定,人们马上会追问:远在中原的商王朝统治者,当年为什么要在这里筑城?而它存在了约200多年后,公元前12世纪又突然城毁人去,这又是为什么?再如,作为商王朝的边陲之城,它到底是诸侯封国的都邑,还只是商朝部队远征的军事城堡?     正是这些不解之谜,让它显得那么神秘诱人。     令人更为期待的是,与盘龙城丰富的宝藏相比,目前发掘出来的宝贝还只是冰山一角。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桃元说,据勘测,盘龙城遗址总面积为110万平方米,而目前发掘的面积还不到1万平方米。是否还有更惊人的发现,确实难以预料。     沉睡地下数千年,一朝醒来的盘龙城却对今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盘龙城是新中国诞生后最早发现的古城址之一,那时,国内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考古人才十分匮乏,盘龙城事实上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实习基地。     李桃元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享誉国内的诸多商朝考古专家学者,相当一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参加过盘龙城的发掘和研究,很多人就是从这里起步,一步步走向全国的。”     四个农民,水田里捡个“国宝”     前面所提到的国宝面世,都与古代墓葬的发掘有关,但国宝崇阳饕餮(念taotie,古代神话中的野兽)纹铜鼓的发现,却颇具戏剧性。     饕餮纹铜鼓于1977年6月14日在崇阳县白霓公社新堰大队(现白霓镇大市村)汪家嘴出土。1981年曾被送到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巡回展出;1999年2月又被选调到香港展览,目前这件鸿宝重器已名扬四海。然而有关铜鼓的出土经过却还鲜为人知。     1977年6月中旬,崇阳县连降大雨,山洪暴发,致使白霓公社新堰大队四小队一带的田坎崩塌,稻田被淹。14日上午,该队社员程正华、程国章等4人受队长安排,去大市河边查看水灾,当他们走到汪家嘴时,程正华忽然发现在沿河岸稻田埂底下有个像“树蔸”样的东西,但走近一看,却是一件埋存地下只露出顶端的铜器物。他甚觉奇怪,即邀另3人一齐进行掏挖,经过3个多小时,这件铜器物被掏出来了,发现原来是件铜鼓。     一行4人格外高兴,忙找来绳子和木杠,将铜鼓拴好抬回家,并一路敲敲打打地喊道:“我们挖到宝物啦!我们挖到宝物啦!”这一喊叫立即招来附近的许多群众围观。     巧的是,时任崇阳县轻工业局下派的农机修理员吴继武,为修理农机正好来到了这里。忽然听到“当!”“当!”的金属敲击声,他很是奇怪,忙问房东这是什么声音,房东告之是有人敲打铜鼓的声音。他问明情况后慌忙赶到程正华家,果见有个奇特的铜鼓,几人正在围观,程正华则手持木棍,兴高采烈地敲打着。     到底是何物?吴继武并不清楚。但他上前阻止道:“不能敲打!再打,鼓就要破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谁破坏了谁犯法。”程正华一听,吓住了,就没有再敲,铜鼓避免了可能毁于一旦的劫难。     第二天上午8时,吴继武给县文化馆打去长途电话。     县文化馆刘三保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好奇。不到9时,他就赶到了大队部,先找到吴继武,然后由一名大队干部陪他到四小队,找程正华等了解铜鼓发现的经过。     当刘三保的目光接触到这件铜鼓的瞬间,他大吃一惊:此鼓不仅造型奇伟典重,而且纹饰繁缛古雅,实属罕见之物。该鼓整体由鼓冠、鼓身、鼓足三部分组成,鼓冠做成马鞍形,中间有一圆孔可穿绳索以供悬挂;鼓身为现代腰鼓形,横置,有椭圆形鼓面,能左右敲击;鼓足是正立方体形,中空与鼓腹相通。鼓面无纹饰。其它部位饰有云雷纹和饕餮纹,鼓身两端还饰有三圈乳钉纹。     做完实地勘察后,刘三保于当天下午赶回单位,向馆长汇报情况。为了对这件铜鼓有个初步的考证和认识,刘三保特地查阅了《古青铜器简介》一书,其中有件与铜鼓相似的双鸟饕餮纹商代铜鼓图谱,当时他眼睛一亮,认为崇阳铜鼓应与该鼓年代相当,是属于青铜时代(即商至春秋)时期的文物。     6月17日上午,县文化馆负责人赶紧前往大市做铜鼓征集工作。他们将铜鼓的发现者和有关社员都集中到一起,宣传国家的文物法规,程正华等人终于被说服了,答应将铜鼓交给国家。     20日,省博物馆文物专家王振行赶到崇阳,初步断定铜鼓的铸造年代为殷商。尔后,省博物馆又派考古专家李天元等再做考证,在实地勘察后,还对铜鼓出土处周围约7000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了钻探,但还是未发现古遗址或古墓葬的痕迹。专家们遂一致认为此鼓应是殷商时代遗存下来的战鼓,后被河道变迁所掩埋,可能与武丁征伐荆楚有关。     武丁,商朝国君,军事统帅。子姓,名昭。商王小乙之子。约公元前17世纪,他统兵南征,击败荆楚军,拓展了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通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使得殷商国家大治,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四方诸侯宾服,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史称“武丁中兴”。武丁在位59年而卒,祀为高宗。     有人杀兄,楚王下令限期破案     另一件国宝有古代连环画之称,它就是出土于荆门包山的“漆奁画”。     1956年,荆门包山一个两千多年前重要的古墓群被发现,文物部门随后将其划为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此前后,这个墓群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曾在包山2号墓封土堆上挖过战壕;1974年为修水渠,3号墓和4号墓先后受损;1975年因农民烧窑,5号墓的封土竟被取去三分之二,墓群的抢救发掘已是迫在眉睫。     1986年11月8日至1987年1月25日,文物部门组成了考古队,由当时的省考古所研究员王红星带队,对墓群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     在2号墓西北部,队员们发现了一个入口直径达1.7米的盗洞,但盗贼可能遇到了某种强大的阻力,并未深入其中。对该墓进行钻探时,一股强大的气流突然冲了出来。     省地质实验研究所很快得出报告结论:气体主要成分是椁内有机物腐烂后产生的甲烷。野心勃勃的盗贼看来正是被甲烷给挡了回去!     竹简逐步发掘出来,墓主“贞”以“左尹”(楚国中央政府主管司法的职官名称)的身份出现了,而且竹简上还记载了“贞”对多起杀人案的审理情况,被告既有官员,也有平民及奴隶。其中有一起杀兄案甚至惊动了楚王,楚王明确要求“贞”限期破案。而经济案件亦占有一定比例,如继承权之争、土地纠纷等,但主要是黄金纠纷案。     但引起不少考古队员更大兴趣的是一件装饰品。那是一件古人用的假发,约25厘米的长发15束,每束约25至45根,一端以丝线编织并以生漆粘接。     “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假发,古人对美的追求并不逊于今人。”一名队员叹道。     在生活用器中,被俗称为“梳妆盒”的“奁”上,外面用作装饰的一圈“连环画”尤为引人注目。整个画面上,“连环画”分为5段,描绘的是楚国贵族盛装出行、一黄衣人俯首迎宾的全过程,绘有26个人物、4乘车,以及马、狗、猪。车、马、道路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引来阵阵赞叹。
    来源: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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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8 18:05:15|显示全部楼层
荆楚“国宝”面世始末--荆州丝绸宝库 云梦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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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1月,江陵县马山砖瓦厂发现一座一棺一椁的小型古墓,就在习惯了大型墓葬发掘消息的人们感到失望之时,3件国宝级丝绸突然“惊艳”出世……     贵族住城东,平民住城西     腰牌:皇宫“通行证”     江陵马山一号墓的发掘,得从发现楚国故都纪南城说起。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次,他去国外访问,发现当地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个用黄金做成的腰牌,上面刻着一个小篆写成的“楚”。这个出入楚国皇宫的“通行证”何以在此出现?经过讲解员介绍,他才知道这是该馆从拍卖会上买来的。而这个腰牌又是盗墓贼盗出来的。     《汉书·地理志》认为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是“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而杜预对《左传》的注本中称,郢郡故城在江陵北之纪南城。杨新感慨不已:腰牌的出现证明了考古界一直在寻找的楚郢都的存在。     郢都,这个楚国都城就是“和氏璧”的主人卞和为了献璧而被砍掉双脚的伤心地吗?它就是屈原长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哀郢》、最后投江而死仍念念不忘的都城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江陵纪南城的勘探拉开了楚国城址考古的序幕。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纪南城,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迫使顷襄王迁都河南淮阳为止,这个地方作了411年的首都,共20个王在此执政,先后统一了近50个小国,成为当时南方第一大都会。     1956年夏,一个巨大的城垣出现在了考古人员的视野里: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周长15506米。总面积为16平方公里。在城垣上发现城门7处,其中东墙有1门,其余三墙各有2门。城垣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宽为40—80米,最宽河段可达100米,最窄仅10米。护城河与城内4条古河道相通,连成一个完整的供排水体系。既便于城市的进水、出水,也便于交通和防卫。     城内探明宫殿建筑群台基有84处,这些建筑遗迹集中分布在城内地势较高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城东北部为贵族府第区,城西北部则为平民居住区。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队基本弄清了这座“失落的古城”的规模和布局。     西汉盗墓贼,技术不高明     马山:幸存稀世之宝     历经2500年的纪南城保存仍如此完好,很快被考古界誉为“南国完璧”。考古队惊讶地发现,在纪南城四周约三四十公里的范围内,竟分布着数以千计的楚墓。     1961年,国务院将纪南城遗址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纪南城不到10公里的马山镇也被囊括了进去,文物部门向此地派驻了大量文保员。     1982年1月10日,马山砖瓦厂为了准备春季制砖所需的用土,工人们被派到厂房附近取土。     一个工人奇怪地发现,一锹下去,碰到了十分坚硬的石头,挪个地方再挖,又是大石头。     “是不是遇到了古墓?”砖瓦厂文保员唐应明立即意识到,这里不能取土了,得赶紧写信找个“行家”来看看。     收信人是时任荆州博物馆副馆长的彭浩,馆里随即派人去进行清理。     “是座战国时代的楚墓,但太小了,估计价值不会很大。”派去的人对彭浩汇报说,“此外,还发现了一个盗洞。”     6天后,这座一棺一椁的小型古墓出土了,人们普遍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即便是传出在纪南城周围发现了大型墓葬的消息,对江陵人来说也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发掘中是否会出现懈怠的情绪?彭浩对此忧心不已,他赶到了现场。     经现场勘查,彭浩心里一阵狂喜:盗墓贼可能为西汉初期人,技术“欠火候”,洞是挖了几十米,与棺椁深度差不多,却“偏了方向”。     他又安排一名小伙子对已出土的棺椁仔细观察,看看埋葬地下千年的东西是什么,以便对此作清理性的准备。     “全部是丝织品。”小伙子大声喊道。     “赶紧保护好!”彭浩说,“丝织品太脆弱了!”     担心“见光死”,保护成难题     急电:发给北京专家     但如何取出、保存这些稀世珍宝,又成了难题。     回到博物馆,彭浩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局文物处报告了这一发现,并请求技术支援。     而后,彭浩将一封长长的加急电报发给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夏鼐即派来了技师王予予,会同省博物馆工作组研究发掘与保护方案。     2月26日,古墓再次发掘。为防意外,彭浩建议将此棺椁完整地搬到荆州博物馆一间封闭性强的大厅里进行开棺,这一建议被采纳。     技师们打开了棺盖。美妙绝伦的一刻出现了:棺内放满了完整的丝织品,还有6条宽46厘米、长179—190厘米的锦绣丝衾(即“绸缎被子”———记者注),以及尸体上包裹的十余件用各种丝织品制作的衣着,品种有绢、纱、罗、锦、绣、绦等。     这些丝织品有的薄如蝉翼,轻若笼烟;有的刺绣飞禽走兽,栩栩如生;有的色泽艳丽,五彩纷呈;有的稠经密纬,超乎想象,甚至密于如今的降落伞。丝绸织品富含蛋白质,能长久保存如此,实属罕见。有一件绣罗单衣,用红、黑、金黄等色丝线绣出两面对称的龙、凤、虎纹。虎身用红黑两色绣出交错的斑条,正反两面花纹都非常清晰,龙凤和虎的形象威武雄壮,有蟠跃奔腾的气势。     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们这下震住了:这座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年代之早、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     专家们继而发现,丝织品上绣着精美的凤鸟穿花纹样,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贵族墓葬发现的来自我国的丝绸鞍褥面纹饰,一模一样。这证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经开始向国外交流。这一发现对探究我国“丝绸之路”的起始极有启发。     可以想象,彭浩当时是何等的兴奋,荆州博物馆也因而拥有了“丝绸宝库”的美誉。     国家批准开棺,丝绸价值连城     墓主:品位高雅女性     “不能再看了。”省、市专家组兴奋之余冷静地说,在没有找到最为稳妥的开棺方式之前,不能开棺。     棺盖再次盖上,并用胶带将四周缝隙全部封死。技术人员就如何开棺的问题,发生了一些分歧。最终趋向一致的观点是:将棺木三面取开,以避免丝织品受损。但方案须等国家批准。     此时已近春节。技师王予予留在了荆州做准备工作。     大年初六,方案得到批准。木棺才得以再次开启。     包裹在13层衣衾下的,是一具穿着锦袍的人骨,但锦袍上用带子打着结。     “为了解开这个千年之结,专家们也算是历尽了千心万苦,单分析这个结是如何打的就花了20多天。”彭浩回忆说,“一直到了4月份,我们才见到了这具千年古尸。”     尸骨头发保存完好,乌黑的真发部分长15厘米,向后梳成一束,并接一束长约40厘米的假发,分成两股,用黄色丝带系住。     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鉴定,墓主身高约1.6米,女性,死亡年龄在40—45岁,生前与华北蒙古居民可能有密切的联系。     从随葬的竹简来看,墓主应为“士”中地位较高的一级。“士”是战国时代最低级的贵族。     “要明白这些丝织品的珍贵程度,必须了解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状况。在当时,做这样一件价值连城的绣品,必须舍得花大价钱请织绣高手来做。”彭浩说,“墓主家庭经济状况与上卿、大夫比较,相去甚远。以此看来,这个古代女人的文化品位还是相当高雅的。”     市民有点扫兴,专家热血沸腾     云梦:千枚竹简出土     国宝云梦秦简的发掘也曾轰动一方。     1970年11月,云梦城关万人空巷——郊区发现了秦汉古墓。     在城关西南角伍姓乡肖李村大坟头,是村民们首先发现了这处古墓。12月,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急赴肖李村,对古墓进行清理发掘。从墓结构和随葬器物、形制组合与纹饰特征等方面分析,时代为西汉早期。     但这座古墓并没有给县城的市民们带来发现“旷世珍宝”的消息,出土的文物大多是竹简,市民们对古墓渐渐失去了浓厚兴趣。而考古队员们,却随着点点滴滴的发现,热血沸腾起来。     在11号墓棺内人骨架的头部、右侧等处,发现竹简1155枚,绝大多数保存完好。这些竹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对于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咋舌。     那么,云梦秦简的主人是谁?这是引起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这批秦简是在棺内发现的,从竹简出土的堆放有序表明,这十篇简册在当年入葬时,是成卷分别放置于墓主身体的周围。     在墓主的头部下面,发现一卷竹简,共53枚,这就是《编年记》。其主要以秦统一六国的历次战争等大事为主,但同时还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其亲属的一些私事,类似后来的年谱。那么,“喜”是否就是墓主的名呢?     《编年记》对“喜”的身份和经历作了详细的记述。我们不妨先将关于“喜”的有关简文抄录如下:(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     这证明“喜”生于公元前262年12月;在秦王政元年,他年仅17岁就登记为秦国服徭役,还先后于公元前244年、243年、234年和公元前232年4次参军,并在卷(今河南原阳西)和平阳(今河北临漳西)参加战役;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     这篇简文止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71年),应是“喜”死于这年,故以下未记;这一年,“喜”已46岁。     经武汉医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对墓主人骨架的鉴定,墓主系40至45岁的男性,两者基本相符,依这些情况,这座墓的主人,应当就是《编年记》所记的“喜”,也是云梦这批秦简的主人。     岗位职责分明,失职惩罚有据     秦朝:基层法官爱学习     通过近10年的艰苦工作,研究者们基本“译”完了这批竹简。     竹简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顺序编为八组成册。主要内容有:秦始皇20年南郡郡守腾的文书;秦代法律条文三种;论《为吏之道》;秦王元年至秦始皇30年大事记。     《为吏之道》中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无苛。审当赏罚,严刚无暴,廉而毋刖(要有棱角有原则但不要轻意伤害别人)。毋复期胜(不要总是期求压倒别人),毋以愤怒决(不要感情用事)。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重复过错)。慈下勿凌,敬上勿犯,听闻勿塞。”     “当时的秦朝统治者,可能将《为吏之道》发给了基层一些司法官员,希望他们认真学习。作为竹简主人的‘喜’,也不例外。”一位研究者在论著中写道。     在竹简上,还详细规定了每一个职位的职责和失职后的惩罚,如仓储粮食的损耗是有规定的,故而守护仓库的官员必须将捕鼠当作一件很大的事并加以记录。     竹简中对一名姓伍的人在家中缢死案情的记录和处理,引起了现代法医们的极大兴趣。     案发后,朝廷令“法医”史某前往检验,见伍某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留下的绳头长3尺。尸体头上离房2尺,脚离地2寸,头和背靠地,舌头伸出到唇吻部,大小便失禁并污秽了两脚。解开绳索,该尸体的嘴里有气呼出,像是叹息的样子。     这个记载在我国2000多年前文献中的案例,描述了缢沟的性状;以“椒郁”二字形象地描述了缢沟部周围皮肤呈暗紫红色郁血、出血状。我国古代法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提出这些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关于自缢的鉴别特征,是非常惊人的成就。     后记:在这组报道采访过程中,不论是专家,还是市民,都为湖北有这多国宝而自豪。专家们说,弘扬湖北文化,就要大力宣传这些国宝,让它鞭策我们,不要躺在古代文明成果上睡大觉,从而激励湖北人民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为后世留下历史的丰碑。
    来源: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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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国宝”面世始末--曾侯乙墓让随州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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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距今2450多年的人,他死后给世人留下无价之宝
    27年前,在随州城郊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小山包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从此昭然天下。
▲国宝1:迄今为止,所见同类器物中
形体最大最重的储酒器大尊缶。
    破解“褐色之谜”
说起27年前的往事,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时任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队队长的谭维四教授激动不已:“那真是一波三折、千钧一发呀!” 那是1978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 “谭队长,长途电话,襄阳地区(今襄樊市)文博馆有急事找你。”门卫一声大喊,谭维四教授心里一惊:以他的经验,深夜来长途,要么是文物出现险情,要么是报告极其重要的发现。 电话是襄阳地区文博馆王少泉打来的:“随县(今随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驻军某部雷达修理所扩建厂房,开山炸石,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层,怀疑是一座大型古墓!”褐色土层下面到底是什么呢? 谭维四一听,急切地回复:“赶快停止施工,保护现场,立即向地委报告,我随后即到。” 3月10日,省、地、县联合勘探小组成立。19日,谭维四连同两名技术人员赶到现场。直到此时,时任雷达修理所副所长的王家贵,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省里来了行家,他的推断得到了重视。 早在1977年10月底,王家贵就怀疑这里“大有文章”。发现土质异常后,爱好考古的他立即意识到地下可能有“大宝贝”。县里派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去看现场,因缺乏考古意识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施工继续进行。 1978年春,民工开始用爆破式的方法开采墓地。一些民工突然发现,在开挖过程中,挖出了大量不规则多边形青石板。1月30日,修理所再次将这一特殊情况报告随县文化馆,馆里派来的一位同志再次查看现场后得出结论:不是古墓,没关系。 两次报告,两次遭否定,却没有解除修理所几位负责人的疑虑。 2月21日,又一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推土机推去了褐色土层后,工地出现了一些麻灰色的碎石块,继而又挖出了一块石板。 “石板是人工加工!此处必为古墓无疑!”修理所所长郑国贤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下令停工,并再次向随县县委汇报。 此次,县里派出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来到现场,懂考古学的王副馆长初步判定是座古墓,遂向原襄阳地区文博馆报告。 “听他们讲这些经过,当时简直入了迷。”谭维四教授回忆说,“如果不是这群基层军官执著的精神,古墓恐怕就随着炮弹灰飞烟灭了。” 急性子的谭维四听完介绍后,激动地向大家报告:“经过初步勘探,这片‘褐土’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的‘超级古墓’!‘褐土’之下必有奇珍的古墓。” 谭维四的一席话,让发掘队一时热血沸腾。次日,急切想了解地下奥秘所在的钻探技工们起了个大早,呼啦啦地干起来了。 但意外出现了。3月31日,发掘队发现,在南北两坑相交偏西处有一个人为挖开的洞,此墓显然曾遭盗扰。一片惊叹之声随之而起。发掘队里的几位小伙子泄气了:“别白干了!”“累死了不好看。” 很快,“宝藏既已被盗,还有什么发掘价值”的质疑声四起,四面八方的人们又一次把目光集中到了谭维四身上。 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谭维四表达了3个观点:尽管有盗洞,但规模小,属于早期的一种民间小型盗窃(事后,从盗贼留在洞口的物品分析,盗墓时间约在墓主下葬后300年左右的战国至秦汉这段时间),不可能把文物全部盗走;考古不是“挖坟取宝”,比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文物,也非常有价值;按照政策,这么大规模的墓坑也是要发掘的。 三条理由把大家说服,发掘工作继续进行。
▲国宝2:曾侯乙的“大金饭碗”云纹金盏

    寝宫浮出水面
完成现场清理后,发掘队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 5月14日,木椁盖板完全显露出来,南坑、北坑皆东西横铺,东坑、南北向竖铺,面积200多平方米,场面十分壮观,使所有参加发掘的人为之一振。 第二天,进行航拍的军用直升机来了,顿时把随县城关及附近的人们都惊动了。 据负责考古现场保卫、物资后勤供应的随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老人回忆,当年县城只有四五万人,可涌上墓区围观的群众就有两万之众。 公安、民兵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屡屡被群众冲开,直到空军派出直升机航拍墓区全景时,才说服部分群众暂时离开现场以便拍照。 飞机离开后,传言四起:“挖出一个‘金头’直升机运走了。”“挖出个老头,血管还有血,直升机把他运到武汉抢救去了。”……令人啼笑皆非。 不管怎么说,擂鼓墩的确是沸腾起来了,每日前来观光者成千上万,最多的一天,竟达3万多人次。此时,盗洞仍然给不少人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被盖板挡住了视线的人们纷纷议论:墓主人会把一些什么珍奇异宝带入坟墓呢? 5月17日凌晨,太阳刚爬出地平线,考古队员们都来到工地,他们突然发现墓坑北面的山坡上,晃动着密密麻麻的人影。 “看来,今日揭椁盖板的风声走漏了。”谭维四笑了一笑。 一声哨音响过,吊车开始启动。 起吊墓室椁盖板的难度是考古队员始料不及的。47块椁盖板均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做成,最长的达10.6米,重约4吨。部队支援的解放牌5吨吊车在这些大家伙面前束手无策。围观的群众更莫名其妙,看到吊车已经启动,吊臂已经伸出,却为何又停了下来。又是议论纷纷,惊叹之声此起彼伏。情急之下,临时开来的黄河牌10吨大吊车上场应战,几经周折才得以成功。 椁盖板揭开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并不满是宝藏的地宫,而是一幅惨景———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3米深的浑水里,一些棺木横七竖八地浮在水面上。深埋地下的木椁构筑露了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豪华寝宫,分东、中、西、北4室,其平面外形与墓坑相同。 5月21日,发掘工作进入第三步:排除积水,清除淤泥。 椁室的水位在慢慢下降,水里的奇珍异宝在慢慢露头。人们的情绪也随着它们的露面不断升温。 西室。随着水面的下降,突然,一只“无头小鸭”浮出水面———这就是后来被制作为邮票的“鸳鸯形漆盒”。它的出现简直就是一剂兴奋剂,给了人们一个信号:文物没被盗光,水里还有“宝贝”。
▲国宝3: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代表了
先秦时代玉器雕琢工艺最高的成就

八女陪葬惨状重现
作为寝宫的东室清理工作也在进行。5月22日上午8时,一个庞大的棺盖露头。 “好大的家伙!”谭维四对这个体形庞大、加以铜木结构的彩绘漆棺惊叹道。在过去的古墓发掘中从未见过,确属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经验告诉他,主棺底下一般会有文物,要轻取轻放。果不其然,5月29日清晨,棺底下发现了一批极珍贵的黄金制品。 其中发掘出的云纹金盏重2156克,以其形体大、分量重、制作精美,立即“当”上了我国先秦考古中发现的实用金器中的“大哥大”,亦属一级甲等文物。 出于安全的考虑,清理出这些金器时没有声张,在做好记录后,立即由保管组接收转入室内,保管组组长白绍芝负责保管,这栋楼也因此加强了安全保卫,并在室外增设了流动哨兵,日夜巡逻。 东室水上还浮着8具棺木。队员们发现,有6具是东西向平行置于主棺之东;有2具南北向呈“一”字形列于主棺之西。棺木内各有1具人骨架。 后来送往医学解剖与鉴定,8名死者均为女性,年龄在19—26岁之间,身高在154.25—160.53厘米之间。显而易见,她们是作为墓主人生前的妃妾或近侍宫女,为墓主人殉葬而被埋入坟墓的。 在主棺与陪葬棺之间,东室还出土了9具乐器。 “这显然是一个‘房中乐’乐队所用乐器,联系有8个女性陪葬者来看,可以窥见墓主人生前政事之余回到内宫的音乐生活的情景:妃妾侍于宫房之内,轻歌曼舞身旁,王室内喜气洋洋。”谭维四说,“生前为君王宠物,死后还要为君王看门。当时宫女的悲惨结局可见一般。” 主棺东北角,一只青铜铸造的“鹿角立鹤”亭亭玉立。自然界没有非禽非兽、亦禽亦兽的动物,显然是墓主人为自己特制的。鹿、鹤在古代都被视为吉祥动物,而在古代长江流域中游,曾经生长着大量的鹿群。 “令人惊奇的是,鹿角立鹤低垂短尾,轻拍双翅,是寓意墓主人的灵魂意欲乘鹤邀太空,还是只是为了镇墓辟邪?”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称学术界至今仍对此争论不已。 在他看来,关于“鹿角立鹤”这件“国宝”的争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下去。

▲国宝4:侧立的青铜鹿角立鹤
    王者究竟是谁 打开主棺,一具人骨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是谁?身世如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主棺旁的一件短柄铜戈引起了谭维四的关注。在铜戈上,依稀可见一行铭文:“曾侯乙寝戈”。古人视棺如寝,此戈显然是墓主人近卫武士所持。而墓主的周身,布满金、玉、铜等陪葬品,达586件之多。 “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参与发掘的武汉大学考古学教授方酋生记起《墨子》中的这句话,并以此推断,墓主可能是诸侯国曾国的君主,名乙,距今2450多年。 后面更多惊人的发现,一步步验证了这一初步推断。 45处甬钟上均有“曾侯乙作持”的铭文;而出土的各类青铜器,“曾侯乙”三字共出现208处,在考古发掘中,同一人名作为物主如此多的出现于一座墓的器物上,还没有先例。 足够的证据和历史文献表明,此墓墓主只能是曾侯乙,一个诸侯国———曾国国君,姓姬,名乙,年龄大约在42—45岁之间。史书没有记载他,甚至没记载他的曾国,以至于专家们只能估计曾国就是史载的随国。但他却在2400年后大大有名,一般叫他“曾侯乙”。 在史书上名也未曾留的附庸侯爵,曾侯乙也许生前不算得志,犹如埃及被谋害的早夭法老图坦卡蒙一样。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作为国君虽弱小,但其死反映着生,他们的生活是豪华的,他们的坟墓见了天日后都震动着现代社会。 东室再传出喜报。 考古队员们在曾侯乙的“大衣柜”上发现了青龙、白虎图,而在圆形盖顶中央绘一个篆书大字:斗,象征北斗,绕斗字则书有二十八星宿的全部名称。 “农耕社会没有天气预报,农时节令是人们根据观察天上的星星来定,这反映了老祖宗对星空的探索与关注,也是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的实物例证。”谭维四说。 “大衣柜”的秘密很快被破解,而一件16节龙凤玉挂饰很快成了参加清理人员论战的焦点。 一说认为是曾侯乙帽子上的饰物,有人立即反驳:以其形体之长,分量之重,如在帽子上显然不合适,并提出此物是曾侯乙帽子带,亦遭反驳:戴在颈上,肯定有碍头部的活动。 “这个谜,直到今天仍无定论。”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说。(图为资料图片,4件国宝均出土于曾侯乙墓) 来源: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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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2 18:12:36|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 随州还有这样的 啊   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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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肠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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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随州既然真的要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话首先还是要有真的编钟呀
它出在随州就应该和随州的人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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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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