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治安是最好的,上海的政府相对国内也是最务实的.
就商业环境来看,深圳比较适合单打独斗,而上海更适合团队作业.
所以上海可以做大做强.而深圳恐怕只能昙花一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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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反感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赞同你的认识。“专心的去服务城市，创造一个高效廉洁的机构，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商业环境，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优势，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老百姓的福利”
    其实经营城市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会推动一个城市的发展，但大多数人对经营城市理解出现误差，尤其是很多执政者把经营就认为是经营土地，总想着靠土地去吸引投资，没有意识到产业落实到空间上也需要空间具有这个环境。
　  经营城市的要义在把城市中的可经营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有形资产，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的资产，通过对其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的市场运作，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引进增量，广泛利用社会资金进行城市建设，以实现城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城市的自我滚动、自我积累、自我增值的新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模式。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顾文选认为，城市经营要在科学的城市规划指导下进行。城市土地开发的数量、空间、时间序列都要遵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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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总是多方面的，我承认，但说一相情愿，确实不敢苟同，机遇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很重要，但我们必须在机遇来临前做好准备，准备什么？产业承接的能力。我所说的并不是立刻怎么样，有的目前我们可能还做不到，但我们必须想的到，为即将来的机遇做好准备。
我觉得对外形象概念你理解太狭窄。城市除了城市内部形象外，还有外部形象。而且也不仅是外表形象，还有文化内涵。一个外部无法认同的城市还会有生命力？不会，如果你这个城市根本没有几个人来，你这个城市还会有生机吗？我还没看到几个不出名的城市的人民能够过上好生活的。当然这个“出名”是多方面的，只有有自己特色、有自身优势、对外部区域的人民有吸引力的城市形象才会突出出来。我觉得很多国外的市长说的真好：人来的越多越好，人不来我们就没有发展、没有税收，那来的资金为市民谋福利。
中国现在确实有太多的形象工程，但城市的形象工程本身也没有错，关键是对城市发展以及这个城市的恶居民是否带来实惠。例如绿地广场、体育馆，既能提高市民的精神生活，又能提升城市的外部直观形象，有什么不好？
“民风淳朴”没有产业支撑你能怎么样？我在新疆、西藏、甘肃走的时候所见那民风确实朴素，但又能怎么样？那里的人生活之苦有机会自己去看看？对于“政府办事效率高”的问题，这个与政府工作人员个人有关，也与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有关，毕竟任何改革都不能一错而就，何况中国的行政大环境如此？至少现在的领导已经在重视这方面的建设了。
“外观上的不足正是商业的机会”，不知道怎么说？
什么叫“明星效应”？个人如此 ，城市更是如此。东莞和惠州同属于深圳的近邻，为什么惠州就是没有东莞经济实力强呢？资源？交通？东莞以前可是从惠州分出去的，东莞那一项比惠州强，为什么能成就很多的世界级的制造业发展？在深广交通走廊上是一方面，与香港、澳门的地脉和人脉近缘关系也是在重要的原因。还有东莞的先发优势就凸现出来，一招先步步先。这也是知名度，产业特色。
领导的决策确实很重要，对地方发展也很重要。但再英明的领导没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也不会有所作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所说政策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都有的话就不叫政策优势了。深圳能够发展，与近邻香港，国家政策息息相关。很简单假如三个人之间，其中两个人有资源就共享，有生意就一块做，这两个人肯定都会做大作强，而另外一个肯定会落后。现实城市发展也如此，苏州在获得国家政策优势后，几年之后的今天很快超过东莞，已经可以和深圳平起平坐了，连广州面对苏州强劲崛起也疾呼“狼来了”。
“干净,效率和秩序和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靠什么来改变？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又靠什么？产业。
你说的是，张家界确实是能够一夜成名，单这成功的背后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再看看张家界在对外形象宣传上作了多少广告。很多看过的人觉得张家界也就那么回事。
城市发展要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一个小县城可能搞旅游可能还可以明显感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受益的毕竟是少数。但对一个大市光靠旅游是不行的，虽说它也可能成为支柱产业。何况，旅游自身收入并不大，主要是靠食、住、行等其他消费。尤其是近郊旅游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是最大的，这种旅游更确切地说叫“游憩”。

楼主讲得太好了，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回去为随州的父老乡亲服务，别说是为了政府，而是为了无数的随州人！！！

如果一直这么争论下去,味道有点不一样了.大家都是为了随州更加美好,只是我对你的规划当中过于宏大而外在的部分感到忧心.我在日常的工作当中频繁的跟中外人士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对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进行反思.我们当然有我们的特点与优势,但是我们常常是喜欢进行宏观思维,常常要大手笔,常常要等待某种资源,反而忽视了身边可以马上解决的事情.西方社会的大部分人比较重视现实,数据,理性,强调将细小的事情做"对",而不是规划的一堆事情,而很多是没有谱的.当然这样也导致他们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来争去.所以在看的建议的时候,我担心如果当政者看到后,或者无动于衷,或者助长耗费公帑之风,借机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也许我以小人之心,杞人忧天了.
现在工作一直都很忙,没有时间细细思考随州究竟应该怎么发展.不过还是很感谢你起了这个头,给我一个机会表述自己的观点.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阐述的.谢谢!

回peter6peter6
       很抱歉，让您引起误会。其实我们都是在考虑家乡随州的未来，对家乡的关心，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别的想法，请您不要 想偏了。呵呵，谢谢。对您本人更是很尊敬，有机会想和您好好交流交流，认识认识您这个朋友。
   看得出您有很多担心，其实我也是和您一样的心情，可能只是比您相对乐观一点，但时代总是在前进，有些东西在发展慢慢总会转变过的。
    呵呵，希望有机会和您成为朋友。

原帖由 yqslgh 于 2007-9-21 10: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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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城市的要义在把城市中的可经营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有形资产，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的资产，通过对其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的市场运作，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引进增量，广泛利用社会资金进行城市建设，以实现城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实现城市的自我滚动、自我积累、自我增值的新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模式。

这种理想化的模式仅仅靠一个臃肿低效的正腐机构和唯上层马首是瞻的官僚能实现得了吗?

原来关心家乡发展的还真不少噢。随州加油。

第一个就是战略。文本所提的战略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涉及到对现状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析，就是湖北是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是个现状，研究如何发展，对于湖北来说还有一个特殊性，和其它地方不同，湖北还有个恩施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搭上西部大开发这艘船。5年之后我们回头看，说不定恩施州会变成湖北发展的一个重头戏，从它的规模来说，多少年也达不到这一点，但是从发展的拉动作用来说，有可能达到。所以，这个问题需要研究。说到底，战略问题就是开放，文本里开放作为战略性的定位还不足。第一是如何对外开放；第二是如何对全国开放，对世界的开放；第三还要研究如何对各种制度开放，特别是不该有对所有制的歧视；第四就是要深入地研究开放的方式问题，比如说现在专家争论很大的景区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方式既有利于保护，有利于开发，又有利于发展，就采用什么方式。我觉得至少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体系，这是湖北旅游发展的方向所在，也是中部地区发展的方向所在。否则就像马勇谈到的，东部大开发20年，吃足了政策饭；西部大开发刚开始，也在吃政策饭；而我们中部地区变成了一个政策低谷。要弥补政策低谷，其中一条就是要靠开放。这是重中之重，是战略中的战略。这个问题应该把它补足。
第二，从空间布局结构来说，涉及到从两个“三”到三个“三”的问题。两个“三”，就是原来湖北旅游长期依靠的资源是一个三峡，一个三国。三峡历史上曾经有过误区，就是告别三峡游，湖北也尝到苦头，所以现在叫“三峡旅游，常游常新”。2003、2009是两个大的阶段，这些已说得比较透彻。而三国旅游呢？从推出到现在还是个概念性的产品，能不能变成一个实体性的产品，我觉得需要研究。规划里这一点没怎么谈。当然，靠小说演绎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转化成现成的产品，很可能比较被动。现实和大家想象中的三国永远不可能一样。比如说长坂坡，按照想象就是金戈铁马、壮烈非凡，到现场一看，却是一片麦地。当阳桥，当年张飞一声怒吼，水倒流。现场一看，只是一个小木桥。在三国旅游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想象和现实的差距太大。但总得想办法把这个概念性的东西转化成为实体性的产品，这个思路需要研究。原来在这“两个三”的状况下，形成了一个“西重东轻、南强北弱”的旅游格局。所以这次规划提出“三个三”，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至少打破了原来的框框。三个一级旅游区、三个旅游中心、三个旅游带，这“三个三”就是一个筐，把湖北十几个市州全部装进来，大家各得其位，觉得这个规划比较好，这是一个客观因素。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必须研究这些问题。我的意思是从“两个三”到“三个三”，里面有一个破旧立新的问题。我多年接触湖北旅游，就是听到这“两个三”，听来听去，总觉得不好把握。或者说，三峡很有看头，不大有说头；三国呢，是很有说头，但是没什么看头，除了赤壁、襄樊古隆中等这几个点之外，作为三国旅游线很难立得住。所以它在市场上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概念就很难形成，当然，这需要转化。这个转化在规划里怎么体现，我不知道，但这里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第三，就是规划了若干个景区，但核心区里的核心产品突出得不够。刚才也有同志提，武汉确实得有一个拳头性的产品，武汉现在的产品状况有点像广州，就是满天星星，没有月亮。所以广州研究旅游发展，提了一个“造月工程”。野生动物世界现在变成了广州的“月”。类似这样的问题，也需要研究。但要求规划具体到哪个项目，这不现实。客观地说确实需要核心的龙头产品，用大体量、大规模的产品来形成各地的总体形象。也就是说，湖北十几个市州，每个市州都应该有个核心产品，具体应该是什么，不是规划组的任务，规划组要是这么莽莽撞撞地提，就很可能要犯错误，但是要把这个方向提出来，把这个思路提出来。
第四，就是定位与形象的问题，恐怕难度更大一点。因为一个20年时限的规划，需要研究消费趋势的变化，在发展过程中，各地也有个梯度发展的问题。这就自然形成优势和弱势的转换，也会形成现有产品、潜在产品、培育产品的消长和替代的问题。进一步就涉及到定位的变化和地位的变化，以及主题形象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地位一定会有变化，比如湖北省在全国升温进位（省内叫升温，全国叫进位），这就是一个地位的变化。有的市州在这几年可能发展得快一点，有的发展得慢一点，这都是可能的，然后会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旅游目的地的长期形象不应该变，20年的规划，一个形象20年不动，这是客观需要。如果说主题形象年年变，也就不成其为主题形象。这里也就涉及到对有些东西的评价问题。
举三个重要的例子：第一个是随州擂鼓墩出土的青铜器物。西安兵马俑出土，世界轰动，成都三星堆出土也是世界闻名，而擂鼓墩的这套东西，从品位上不亚于三星堆，但是从炒作上比三星堆差多了，这需要研究。还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如楚文化博大、精深、狂放，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但我觉得地位还应该提高，不但应该提高，而且应该把它炒作成楚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可以形成博物馆的主题性的东西，也可以形成武汉的一个形象。就像到西安一定要看兵马俑一样，到了武汉一定要看这些东西，至少应该达到这一点，现在的差距还比较大，我觉得在规划里对这个肯定得也不足，实际上这涉及到整个楚文化的定位问题。第二就是武当山，有一个总的思路问题。我们不能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武当山，因为道教虽然是我们本土的宗教，但不是主流宗教。人生的许多现实在道教里体现得很充分，但道教因为不讲来世，所以持续不下去，如果讲来世就更有吸引力了。这一点恰恰使武当山有了可炒作之处。上午保继刚谈武当山的定位就是“卧虎藏龙武当山”，我就觉得很精彩。用不着全靠道教，也可以和现实的电影联系在一起。再过20年我们还可以说“卧虎藏龙武当山”，类似这些恐怕也要再研究一下,因为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字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神农架。三峡到了175米的水位线，神农架就变得可亲近、可游览了，这也就是2009年的事。到135米的水位线，神农架的现状和现在差不多。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矛盾，神农架面积很大，里面住的山民也很多，山民本身就在破坏环境。他要生存，要发展，如果说按照真实性的原则，神农架是最适合体现真实性的地方。但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对这个真实性必须打一个折扣，就是在研究当地山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加强保护。神农架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神奇，可以打神奇这张牌，把这张牌打透了，好多事情也就好办了。如果只强调生态的话，自然环境好或者原生状态更好，生物多样性很突出，等于只讲生态旅游，这就使神农架自身的特色发挥不出来。要在同质化的产品中挖掘出异质化的东西来，我觉得神农架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定位，当然这个要求更高了。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很多东西是在变化中，但长期的主题形象应该保持稳定，这些事情都要进一步研究。